华为或《美国陷阱》

当这样一本书摆放在言几又的门口醒目位置时，与其他什么马云什么华为的“信息产品”一样，我更愿意在很偏僻角落找那些类似几何原本驻足消磨几分钟的时光。记得若干年前，有个什么《货币战争》也似乎如此，我也同样至今没有看过。此类“信息产品”一如既往的大火炒卖，稍微一留意，他们同出于一个出版社，这个出版社最擅长如此题材，而且背后有诸如吴敬琏此“专业权威”加持，在现在财经类或者别的领域，很是占有一席之地——在现在广大出版社皆以卖书号为生计的出版界，是少有的以此类“本版书”立足的“信息编辑和发布机构”。

出版社以书号为“国有资产”，一个规模小的出版社，靠买卖书号或美其名曰合作出版，就可以养活一班人，假定一个书号卖个三到五万，一百个书号就可以三五百万，只有不出敏感题材，就可以很是滋润。如果再会操作或者关系过硬，弄个一级二级的，批书号就几乎无上限。出版社是除了敏感题材而无其他风险的领域，所以无需自己投资本版书冒着盈亏风险，是一本万利的生意。

我将《美国陷阱》定位于“信息产品”；把出版社定位于“信息编辑和发布机构”。而此类出版社拼的就是选题能力，所以，正值华为热点，于是与华为的痒处找题材《美国陷阱》就出台了——一如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《货币战争》的出台。

与当年的《货币战争》一样，《美国陷阱》同样在财经特别是金融领域引起强烈“共鸣”，此时我就想，金融笑傲江湖的世界，人们的思维基层皆江湖底色，缺失最起码的逻辑铺陈，我喜欢并习于逻辑推演，所以与此“底色”之江湖思维不属于一个“系统”，我之所以对世界认知具有稳定的自信，就是因为视逻辑为谱，“靠谱”即信任。

中美话题经久不息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如此。

人们只要记住我对此类“信息产品”的定义，就知道如同《货币战争》与所谓金融危机没有半毛钱关系一样；《美国陷阱》同样与华为没有几分钱的相关。

有此定义，有助拨云见雾。有助于摒弃江湖老道的阴谋论思维。

美国之所以方便认知，就是一切皆阳谋，最多如特朗普之所谓如果我流氓，我会比流氓更流氓那样，他就真这么干了，美国耍流氓是真流氓，在耍流氓过程不遮不掩，不会又当婊子又立牌坊：此也是美国的破绽，要拼就和他拼谁比谁更阳谋。

前几日，就有中兴前高管捧华为把中兴也捎带贴金了；《美国陷阱》借华为把主角“法国公司阿尔斯通”也要来个自证清白。这都是一个套路：信息产品就是街谈巷议的“大字报”，揭了一层又一层，均不能称之为书籍：阅读使人安静；“信息产品”或“大字报”只能让人心浮气躁神智狂乱。

在华为与美国之间或者在中国与美国之间，美国的“流氓行径”皆紧扣所谓阳谋规则即法律条文，如果你识的阳谋本质，就可以以阳谋对阳谋去阴对方的阳谋，世界上没有无可挑剔的法律或者制度，不难找到其中的破绽，找到破绽出出手“阴”对方，不敢保证反败为胜也可以让对方损兵折将：当年延安干到重庆或者南京，就是将这一招用到极致——如若理解不到位，参看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华日报社论。

《美国陷阱》以当年的法国公司阿尔斯通被美国通用电气收购，作为美国针对华为的“翻版”，这是非常粗劣的偷换概念，假如任正非真的是奉《美国陷阱》为参考书，我就真的为任正非悲哀：我相信，任不会这么做。

当今世界为强权政治，此毫无疑问。作为我直接而深入的石油领域的短期研习，大抵世界上法律最完备的领域莫过于能源领域，从租让制到分成制等等完整的就是一部法律阳谋史和行为阴谋史：法律或规则的阳谋与阴谋，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推动并演绎人类交易史。

我之所以如此表述，即我的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的实证所得：制度是极权的玩偶，任何冠冕堂皇的法律背后，都有看不见的手——但法律或制度具有本能的反噬，玩弄规则者最终必受制于规则或被制度吞噬。

在由强者制定规则或制度的世界，解释权归于强者是天经地义。弱者成功逆袭必将有不择手段的残酷或原罪征程。此是天道或人类文明法则，逆袭者必须占据阳谋的制高点，方可众志成城。

这是一个失道的世界，规则丛林或制度集成正在乱序过程重组——似乎维特根斯坦说过这么一句：没有胜利或失败可言，挺住意味着一切！此处“挺住”，并不妨碍策略性的妥协——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逼迫，仁者以拿捏为智慧；逞一时之勇者必先伤自身。无论中国、无论美国，或者华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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